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人群结构发生剧烈变化。

　　农民工作为一个被现时代颇为关注的特殊群体，其规模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近年来，这种流动呈现出一个突出特点是流动的家庭化。本研究中的农民工子女指具备农村户籍，在家乡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年龄介于 6 ～18 周岁的适龄上学儿童少年。一般而言，个体的生活环境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心理发展过程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农民工子女从曾经熟悉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面临着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转变，学习和生活存在各种挑战。适应城市社会成为这一群体的首要目标，而主观幸福感则是农民工子女是否适应城市生活的一项有效重要指标。因此，了解现时代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据此剖析影响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因素，将对这一群体顺利适应城市生活提供重大参考。

　　一、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本研究抽取了重庆土桥中学、重庆大江中学、重庆鱼洞中学、重庆道角中学的 400 名农民工子女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73 份，回收率 93. 25%。其中，男生 166 人，占 44. 5%，女生 207人，占55. 5%; 独生子女252 人，占67. 56%，非独生子女121 人，占 32. 44% ; 学习成绩优秀的 31 人，占 8. 31% ，学习成绩良好的 95 人，占 25. 47%，学习成绩中等的 192人，占 51. 47%，学习成绩差的 55 人，占 14. 75%。

　　测量工具。本研究采用的调查工具节选自段建华于1996 年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 (GWB) 。该量表用来测查被试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包括 6 个分量表: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忧郁或愉快心境，以及松弛与紧张，共涉及 18 个题目。

　　施测程序。首先，在重庆土桥中学、重庆大江中学、重庆鱼洞中学和重庆道角中学对随机选取的农民工子女进行团体施测，问卷当场回收。施测前由主试宣读指导语及注意事项。其次，从回收问卷中初步筛选出完整的和真实的问卷并剔除废卷。针对有明显反应倾向、多选、漏答的题项，标记缺失值。最后，运用 SPSS17. 0 软件对收集的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我们对收集的 373 份有效问卷进行了严密的统计处理，主要希望揭示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以及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因素。我们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了描述。结果发现，373 名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得分范围介入19 ～99 分，平均分为70. 542，标准差为11. 377。根据总体幸福感量表评分标准来看，45 ～ 72 分表明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由此可见，本研究所调查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仍有一部分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总体得分偏高或偏低。对于上述结果，我们认为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从农民工子女自身条件来看，普遍年龄为 6 ～ 18 岁，处于童年和青春期阶段，心理矛盾较为突出，各种对现实的认知冲突频发，因此农民工子女自身就存在众多阻碍幸福感形成的因素。国家和社会对农民工子女城市适应问题关注虽多，但是制定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相对迟缓。

　　接下来，我们探讨了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第一步，我们探讨了性别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对健康的担心、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忧郁或愉快的心境、松弛与紧张等六个因子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发现只有情感和行为控制因子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他因子在性别上无差异。也就是说，性别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总体影响不大，只是在个别因子上存在一定影响，农民工女性后代较农民工男性后代在情感和行为控制的表现上相对要弱一些。第二步，我们探讨了是否独生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通过被试的总体幸福感的六个因子得分在是否独生上的差异检验，发现只有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在是否独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其他因子在是否独生上都没有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是否独生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总体影响不明显，只是在个别因子上存在一定影响。农民工独生子女要比农民工非独生子女对生活显得更加不满足，且关注兴趣较大。第三步，我们探讨家庭月收入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被试总体幸福感量表六个因子得分在家庭月收入上的差异检验，发现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月收入在各因子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家庭月收入对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没有影响。第四步，我们探讨学业成绩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被试总体幸福感量表中六个因子得分在学习成绩上的差异检验，发现不同成绩的农民工子女在精力、对健康的担心、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等四个因子的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健康的担心这一因子进行 LSD 事后检验，发现成绩越差农民工子女对自身健康担心越多，而成绩优秀的农民工子女对自身健康担心少; 通过对精力因子进行 LSD 事后检验，发现成绩越差的农民工子女在生活中的精力也越差，经常感到无精打采，而成绩优秀的农民工子女在生活中的精力好，很少感到疲惫。通过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因子进行 LSD 事后检验，发现成绩越差的农民工子女会觉得每天生活中很少有自己感兴趣的事，相反成绩优秀的农民工子女越会觉得每天生活中都有自己感兴趣的事。最后，通过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这一因子进行 LSD事后检验，发现成绩良好的农民工子女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优于成绩优秀、中等和差的农民工子女，成绩优秀的农民工子女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又优于成绩中等和差的农民工子女。第五步，我们探讨了居住情况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各因子得分在居住情况上的差异检验，发现不同居住状况的农民工子女在精力、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因子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精力因子进行 LSD 事后检验，发现和父母一起居住的农民工子女，比和 (外)祖父母以及单独居住的农民工子女在生活中有更好的精力。

　　通过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因子进行 LSD 事后检验，发现单独居住的农民工子女，对自己情感和行为的控制要优于和父母一起居住以及和 (外) 祖父母一起居住的农民工子女。第六步，我们探讨与父母的关系、与同学的关系、与教师的关系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对各因子得分分别在与父母的关系、与同学的关系、与教师的关系上的差异检验，发现各因子得分在与父母的关系、与同学的关系、与教师的关系上都存在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与父母的关系、与同学的关系、与教师的关系是否和睦，对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总体上存在显著影响。第七步，我们探讨生活的满意度和学校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各因子得分在对生活满意度、学校满意度上的差异检验，发现各因子得分在对生活满意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生活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在对学校的满意度上，除了在对健康的担心因子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外，其余因子上的得分都存在极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对学校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也有很大的影响。由以上结果可知，影响农民工子女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尤其与父母是否生活在一起，以及对生活的满意度，直接影响着这一群体主观幸福感的顺利形成。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对 373 份有效问卷的结果进行分析之后，得出如下结论: 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大多数处于中等水平，少数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偏低; 性别、是否独生、家庭月收入对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影响较小; 与父母一起居住的农民工子女比单独住或与 (外) 祖父母一起居住的农民工子女表现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与父母、同学、教师的关系对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也有很重要的影响，表现为关系越和睦，主观幸福感越高; 对生活和学校的满意度是影响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表现为满意度越高，主观幸福感就越高。

　　本研究根据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建议。

　　本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少数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说明未来对于这一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国家、社会、学校、社区、家庭以及个体等，都要想方设法促使这一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得到提高，让他们更好、更快地适应城市生活。研究发现，居住情况和亲子关系是影响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可能是因为与父母一起居住的孩子，在生活、学习等方面都能受到关爱和照顾，而与隔代的 (外) 祖父母一起生活，他们与抚养者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代沟，无法顺利沟通，由心理不适引发生理不适，使得自己在生活和学习中感到烦恼和疲惫。与父母关系不和睦也会影响到子女的心理健康，青少年阶段农民工子女有其特殊心理特征，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都需要父母的配合才能很好地解决。否则，会导致其心理失衡，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和谐的亲子关系不但有助于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形成归属感和安全感，而且也有益于他们更好地了解自我和社会，促进其更好地社会化。因此，建议进城农民工家庭的父母多与子女沟通交流，多理解他们，多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状况，让他们在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里幸福成长。此外，要改善进城农民工子女父母的教育观念，要求不仅仅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这样才能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使这一群体更快地适应城市生活。

　　研究还发现，与同学的关系、与教师的关系、对学校的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影响较大。

　　第一，正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同学、教师和学校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研究发现，在学校中同伴关系和谐的儿童心理状况也会相对较好。与同学关系良好的农民工子女，平时和同学、朋友一起玩耍、学习，保持了良好的心理状态，且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也会得到更多的关心、帮助和支持。第二，因为教师的知识经验较丰富，与教师关系和睦的孩子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和关心。第三，有研究发现，随迁农民工子女大多在城乡结合部的公办中小学或者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这些学校得到政府财政扶持的资金十分有限，办学条件同市区的公办中学存在很大的差距。对中国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研究的归纳发现，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大部分教师待遇偏低，不愿意长时间在一处从教，流动性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教学活动中师生互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而可能忽视学生的身心成长，进而可能会造成农民工子女对学校满意度偏低，降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建议学校应该认识到农民工子女来自不同地区，生活和行为习惯都存在一定差异，应当定期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他们与同学交流，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要构建和谐融洽的校园氛围，教师应当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多关心学生的心理状况，让他们感受到学校及教师对他们的重视，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研究还发现，居住情况、对生活和学校满意度等因素都影响着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这些因素都与社会存在着一定关系。农民工子女从农村来到陌生的城市，面对教育上的不平等、学校师资队伍不强、硬件设施较差等问题，会对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间接地也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建议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关注，加大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资金投入，充实师资队伍，保证每位农民工子女能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应设置相关机构来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困难问题，如情绪问题、情感问题以及学习问题等，培养他们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这有利于他们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总之，对于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要从生活和学习的各个方面给予帮助，才能使他们的人际关系得到良好发展，对学校和生活的满意度得以提高，逐渐提高自身满意度，进而感受到生活和学习带来的幸福，主观幸福感由此得以提高。